复金汇并购研究院院长，中国电子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专家成员，中信智库特约专家，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副会长。
陈文麒：
中国银行原供应链金融专家
01 收购Manus的
为什么是外国企业？
Manus是中国人在中国完成基础开发的企业，为什么先搬到新加坡，最后被美国人收购，国内企业为啥没买他？
Manus的三位创始人均是连续创业者，且创业成功率很高。核心创始人肖弘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90后，大学毕业后就创业，第一次创业做的微信公众号助手卖给了上市公司，后来推出的AI浏览器插件Monica也带来了稳定现金流，这让他们有资源做Manus项目。
另一位创始人大学时开发的手机浏览器就能卖出了几十万美金，还有一位创始人曾是字节跳动的主管。从创始人的创业履历来看，这个团队的产品都是针对性很强的工具类产品，主要面向商业用户，具备稳定盈利的特征，而且海外付费用户占比很大。
也就是说，Manus虽然横空出世，但并不是什么菜鸟撞大运的产品，是顶级团队持续开发的最新成果而已。而且推出之前，人家团队就已经有完全面向海外的用户群，可以算是中国公司成功出海的一个正面案例。
To B付费模式，海外客户非常认可，为什么中国人不用呢？
Manus的基础月费是20美元（约140元人民币），超额使用还要额外付费，不少客户一个月要付上千美元。对海外客户来说，这相当于雇佣了一个7×24小时不知疲倦的数字人工助理，他们觉得值；但国内用户付费意愿低，20美元的基础费用已经不算便宜了。
说起来可笑，我们中国人从文化传统上就尊重知识，渴求知识。但实践中其实并不愿意为知识付费。几乎每个人的手机上都安装了好几个AI客户端，但全是免费版。一说要收费，大家就各自退散。
因此，作为一个高收费的人工智能服务，主要客户在海外就不意外了。
但这家公司毕竟是赚钱的。人工智能虽然炒得火热，但人工智能企业赚钱的却寥寥无几。这么出色的企业，国内就没有买家吗？最后怎么被外国企业收购了？
有传言说，在Manus推出前，字节跳动就和他们接洽过，当时出价数千万美元。但Manus推出后，估值大幅上涨，2025年7-8月的一轮融资中，传言估值达到了5亿美元量级。这个价格可能让国内巨头觉得，不如自己培养团队更有性价比。
国内的估值逻辑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在高科技项目定价上有主导权，简单说就是谁给的价高，谁就有定价权。国内很多企业则会按“重置成本法”估值。思路就是，自己开发要花多少钱，对方就值多少钱。头部企业之前千万美元量级的出价，和Manus的估值预期差距很大，所以谈不成。
对于海外头部企业来说，并购决策的核心点在于要么对方挡路了，要么自己缺对方的东西，最好是两者兼具，就会愿意出价收购。攻守易形，此消彼长，既能给自己加成，又能消灭潜在敌人。
而且AI虽然看起来发展了很久，但deepseek真正破圈被大众熟知也就一年时间，技术迭代速度在加速，时间对企业来说非常宝贵，并购能节约时间、消灭对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坦率地讲，中国目前的商务环境，比较习惯为原创性知识付费，但不太愿意为提升付费。
举例说：如果有个产品可以满足用户80%的需求，卖100元。我们愿意付钱，但往往会提出个要求：你能不能推出个满足60%需求的免费产品？就是我们的思维是功能差不多凑合用就行，但一定要便宜。
但欧美用户特别是企业级用户，更多希望你能满足95%以上的需求，愿意为此多付几倍的钱。
当然随着我们从贫穷落后迈向富裕先进，消费观念也慢慢在改变，但全社会愿意为精进提升的优秀产品买单，还需要个过程。
另外，中文市场包括简体繁体不到20亿人，英语市场却有65到70亿人，收费市场规模差距明显。谷歌退出中国后，并没有少赚中国人的钱，就是因为有更为庞大的市场支撑，广大中国企业为了打开海外市场，也需要持续向谷歌缴纳广告费。Manus选择在海外发展，可能也有国内这个市场环境的因素。
像Manus这样市场主要在海外的企业，把经营实体搬到境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Manus在新加坡设立公司的时间远早于产品推出，这是有计划的商业和合规架构安排，并非社会上传言的“出名后跑了”或者“成功后出逃”。
因为Manus的AI服务采购对象包括OpenAI、Google、Aanthropic等美国顶尖AI服务商，而这些美国闭源大模型服务商都不向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地区提供服务。如果Manus还是中国企业身份，采购这些服务商的技术再卖给海外客户，可能会触及美国相关法律制裁，面临合规风险。
所以从商业利益和合规风险来看，Manus搬去新加坡发展，更多是合规层面的考量，做法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就算在架构重组过程中涉及到了人员调整，也是依法依规进行了相应补偿，大家好聚好散，没有听说什么纠纷。
同样一个项目，在不同市场的价值认知和定价完全不同，就像同样一块石头，不同人眼里价格不一样。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话题——美国拥有全球高技术项目的定价权。
2023年我们发现，俄乌战争后，德国制造业企业逃往中国，因为中国能接住，比如巴斯夫在湛江的扩产提前完成，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而除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接不住；但德国和中东欧的高科技企业却很少来中国，大多逃往美国，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投资市场能给出更高的估值。
中国也存在同样问题。国内高科技项目估值大多以美国为标杆，也就是“以美为尊”。
马斯克搞民营航天，国内相关项目估值就高；马斯克搞星链，互联网卫星项目就被看好；英伟达值钱，国内类似企业估值也跟着高。
以前这种逻辑有道理，因为国内高科技投资多由红杉资本等美国机构主导，项目退出也多依赖于赴美上市。但现在赴美上市通道受阻，估值逻辑却没改变，说明国内金融投资家还是以美国的价值尺度为准。
当然也有改观，比如核聚变产业，美国没有，中国市场则给出了高估值，但这主要是政府推动的，不是市场行为。
“以美为尊”的核心原因是美国同时拥有最强的高科技原创能力和金融投资能力，形成了互相放大的闭环，构建了全球高科技霸权。
我们在0到1的原始创新上远不如美国，但在1到100的落地和场景应用上比美国强。
马斯克之前说要上火星，现在也不怎么提了。刚刚又说每年发射100吉瓦太空算力卫星，建设太空算力中心。100吉瓦相当于五个三峡大坝的发电能力，这个目标受物理条件限制，不是单靠技术就能突破的，前景堪忧。
事情也许做不成，但这种概念创新能力和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能力确实厉害。
笔者之前参与过贸易战和科技战相关工作，也算有些实战经验。没打过的时候不知道敌人有多强，打过之后就发现美国虽然个别地方是“纸老虎”，但总体上是“真老虎”，我们能和它抗衡，打个旗鼓相当，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传统的做法是产业需求拉动科技发展。但美国高科技项目现在是由股市直接赋值，不需要产业拉动，而且已经形成闭环。
比如英伟达做GPU，签几个“假”合同就能拉动股市，然后再通过算力采购消化产能，现在收购Manus，也能让它消化token和算力，解决自身问题，说明他们也在主动应对挑战，并不是只玩虚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国高科技原始创新和金融界还没形成互为动力的机制。虽然要求金融业倾向产业、制造业，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坚持长期主义，但没说清楚这种投资政策对金融界有什么好处，怎么形成闭环。
金融机构没有盈利模式，逻辑上不能闭环，投资支持就是镜花水月，落不到实处。
举个反例，Manus的三位创始人都得到过真格基金的孵化投资，真格基金的投资条件很宽松，认准了创始人就愿意支持，不过多干预项目方向。实践上，真格基金从Manus的收购中收获颇丰，这种投资逻辑形成闭环，得到了应有回报。
而在现有制度和框架下，大部分投资机构特别是国有投资机构，受考核和KPI限制，只能按标准规则办事，毫无灵活性可言。
实践中，国有投资机构投资失败后要被追责，对风险容忍度极低，所以更愿意投资华为、中国电科这样的头部企业，对中小微科技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科技项目的投资意愿很低。
而民营企业里的中小微企业是高科技原始创新的主力军，这就形成了现实中的矛盾局面。2023年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专精特新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95%，国有企业只占5%；江苏省45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中，民营企业445家，占比97.2%；2024年底，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中小企业占比81.96%。
国企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社会经济基础，是“大象”，不要求敏捷轻灵，要的是稳固可靠。而建设专精特新企业则需要灵活决策和风险承受能力。
民企在这方面有优势——决策链短、老板说了算，对风险容忍度高，输了可以再来，除了市场，没人会对他追责。
但民企成长到一定阶段就会遇到瓶颈。因为企业做大需要金融支持，而产业和金融打通，金融助力企业发展，这个愿景对民企来说太难了。
民企融资难，条件苛刻，几乎每笔贷款都要企业家个人担保、夫妻担保，投资多半还要签对赌协议。
借来的钱都投入科技开发之后，企业家个人其实并无多少余财来履行对赌协议。一旦没达成对赌协议（比如三年上市），哪怕企业现金流很好，也可能被清盘，最后形成多输局面。
而国有投资机构的钱是国家的，必须严格按合同办事，否则领导个人会被追责，所以对民企的融资条件格外苛刻，履行过程中也很难通融。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现在国内很多创新活动，尤其是自主创新、个人创新和小微企业创新，存在着开发风险大，成功了也卖不上价的大问题。很多创业者反映，与其个人奋斗，还不如去大厂当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做项目，收入并不比自主创业低。
这就导致近两年来，科技投资向头部公司集中，小微企业得不到投资。科研活动和科研人员也向头部集中，头部公司逐渐形成技术路径垄断和资金垄断。
以前手机APP百花齐放，现在很多独立APP都弱化成了支付宝、微信的小程序或功能，比如开发票软件，支付宝有发票管家、微信有发票助理，独立产品就很难生存，百花齐放的开发局面正在减弱。
值得忧虑的还有，2023年、2024年专精特新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虽然高，那是因为这些企业大多成立于2005-2015年，当时中美贸易战还没打，美国也没封锁，企业能赴美上市，引进资本相对容易，初创企业资金状况比现在好。
我们预计，未来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专精特新中的占比可能会逐年下降，不可不引起重视。
从政策面的进展看，中央已经重视相关问题，要求投资机构、金融机构投小、投早、投硬科技，坚持长期主义。但要产生效果，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们担心中国会出现德国那样的情况，高科技企业因为各种原因纷纷出走美国，形成此消彼长的局面。
虽然Manus是单一事件，但有可能诱发跟风，一些可走可不走的企业也会借机出去，需要高度警惕。
从行业发展和国力增强角度，我们并不愿意看到Manus这样的优秀高成长企业被外国收购，但它客户在海外、本身就应该定位于国际化和全球发展。我们国内成长的优秀企业能获得国际高估值，也是该值得高兴的事。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把孩子按雄鹰标准培养，等它长大翅膀硬了，要飞向广阔天空，我们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舍不得它离巢。
为企业的利益，为行业的发展，为科技的进步，为我们国家肩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无论处于什么考量，都不能粗暴干涉，加以限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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